2022年10月，男子严某将名下建设银行卡及密码交予陌生人操作，之后协助对方取现2万元，并因此卷入三起网络诈骗案件。经查，涉案银行卡收取诈骗资金11万元，严某因此被深圳市公安局某区分局以涉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为由采取刑事拘留措施。案件经公安机关侦查后移送检察机关，最终在冠领律师的全力辩护下，法院于2023年7月对严某作出缓刑判决。

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，严某通过亲友辗转联系到北京冠领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，律所指派律师郭瑞担任严某的辩护人。电话中，严某语气急切，坦言自己因法律意识淡薄误入歧途，但强调从未参与诈骗活动，仅因疫情期间经济窘迫，轻信他人承诺而提供银行卡。律师意识到，当事人对案件走向的焦虑源于对法律后果的未知，而厘清严某行为性质与量刑空间将成为辩护关键。

律师在初步了解案情后指出，成立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需满足“明知系犯罪所得而转移”的主观故意。根据《刑法》第312条的规定，该罪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管制，情节严重者可处三至七年有期徒刑。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则侧重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帮助”，量刑相对较轻。本案争议焦点在于：严某提供银行卡并取现的行为究竟属于对犯罪所得的事后转移，还是对网络犯罪的客观帮助？

律师强调，要对两罪进行区分，需紧密结合行为的时间节点以及行为人主观上的认知。若行为发生于上游犯罪既遂后，且行为人明知转移资金系犯罪所得，则构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；若行为与上游犯罪同步发生，且仅提供支付结算帮助，则可能构成帮信罪。

首次会见中，严某提及“对方承诺只需借卡，不涉及违法”，但承认取现时已意识到资金可能“不干净”。律师敏锐捕捉到这一矛盾点，一方面指导严某固定“缺乏通谋”的供述细节，另一方面调取银行流水，证明取现2万元与三笔诈骗资金到账存在时间差，试图切割严某行为与诈骗实行行为的关联。

审查起诉阶段，律师向检察机关提交长达12页的法律意见书，援引最高法帮信罪典型案例，强调严某未与诈骗分子共谋，获利微薄，且上游犯罪被害人资金仅部分流入其账户。然而，检察机关认为，严某取现行为直接造成资金脱离监控，社会危害性较大，坚持原罪名指控。

随后，律师将辩护重心转向量刑。律师通过银行监控录像证明严某系单独前往ATM机操作，排除团伙作案嫌疑。与此同时，结合严某主动投案、全额退赃等情节，援引《刑法》第67条论证自首成立。更关键的是，律师引入“行为经济学”视角，提交严某疫情期间失业证明、租房合同等材料，剖析其因生存压力产生侥幸心理的深层动因。最终，合议庭认可“初犯、自首、退赃”等量刑情节，采纳缓刑建议。

2023年7月，法院作出判决，严某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拘役四个月，缓刑十个月，并处罚金三千元，违法所得予以追缴。这场始于一张银行卡的刑事风波，最终以缓刑判决画上句点。

撰稿人：李晓雯

审稿人：董振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