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4月至6月，刘某与其他被告人在广东省深圳市参与电信诈骗活动，通过公司提供的网络呼叫平台拨打数万个电话，冒充证券公司客服人员，诱骗被害人加入虚假股票群。其中，珠海市某区居民张某被拉入群后，遭群内人员以投资数字货币为由诈骗165万元。2020年9月，公安机关在深圳、广西等地展开抓捕，刘某主动向贵港市某区分局投案，案件随后由珠海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提起公诉。

案发后，刘某意识到事态严重性，第一时间联系北京冠领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，律所指派律师李虹担任刘某的辩护人。律师在初步梳理案情后指出，本案的关键在于厘清刘某在犯罪链条中的实际作用，以及其主观明知程度。律师建议刘某全面配合司法机关，如实提供工作记录、通讯设备及资金流水，同时强调需通过客观证据还原行为边界。刘某当即整理出涉案期间的通话清单、微信聊天记录及工资发放明细，并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，为后续辩护争取了主动权。

律师分析道，根据《刑法》第266条的规定，诈骗罪的量刑核心在于犯罪数额与情节。本案中，被害人张某所遭受的损失高达165万元，远超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的50万元标准，基准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不过，《刑法》第27条明确规定，从犯应当减轻处罚；第67条则规定自首、坦白可从轻或减轻处罚。

律师结合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司法解释》第二条指出，刘某的行为虽然属于“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”，但其仅承担信息筛选、拉群等辅助工作，未参与诈骗话术设计、资金转移或分成，与直接实施诈骗的上家存在明显层级区分。学术上，此类“帮助型”犯罪的责任范围应限于其实际参与的环节，而非涵盖整体犯罪结果。

此外，刘某主动投案并完整供述行为细节，符合“自动投案+如实供述”的自首要件；其退缴的7万元违法所得远低于起诉书指控金额，进一步印证其实际获利的有限性。律师提出，综合从犯地位、自首情节及认罪退赃表现，刘某具备适用缓刑的实质条件。

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，律师发现公诉机关最初认定刘某获利8万元存在偏差。通过调取刘某支付宝、微信的三年交易流水，逐笔核对工资转账记录，律师最终确认刘某的实际收入为7万元，并与检察官反复沟通修正了这一关键数据。庭审前，律师三次赶赴珠海市看守所会见刘某，模拟法庭询问细节，确保其陈述与客观证据一致。

然而，公诉机关初期坚持认为刘某拉入群的人数直接关系到诈骗既遂，主张从严量刑。律师随即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类案裁判要旨，强调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”与“诈骗罪共犯”的区分标准，并援引学者观点指出：若行为人仅提供技术或信息支持，且对诈骗具体内容缺乏明知，则不宜认定为诈骗共犯。尽管本案中刘某对诈骗存在概括明知，但其行为本质上仍旧属于“外围帮助”，与核心诈骗环节无直接因果关系。

庭审中，律师重点围绕责任限度展开论证。律师出示刘某与上家的聊天记录，证明其仅按固定话术操作，从未参与投资诈骗话术讨论。同时提交刘某家庭情况证明，强调刘某为单亲母亲，需抚养两名幼子，长期羁押将导致家庭陷入困境。针对公诉人提出的“拉群人数与诈骗结果关联性”，律师指出：张某被骗发生在刘某离职两个月后，且诈骗手段已从股票推荐转为数字货币，二者无直接关联，不能将全部结果归责于被告人。这一论证动摇了法庭对于因果关系的确信。

最终，法院采纳律师辩护意见，认定刘某系从犯，结合其自首、退赃情节及社区评估报告，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三年、缓刑四年。

撰稿人：李晓雯

审稿人：张冠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