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4年6月，曾某因举报罗某经营的麻将馆存在使用药水麻将“出千”的行为，后经协商获赔9000元。同年7月，罗某以被敲诈勒索为由报案，警方随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曾某立案侦查，并将其刑事拘留，羁押于看守所。

案件发生后，曾某家属面临巨大压力：家中两名幼子需要抚养，曾某父亲因脓毒症、痛风等重病长期住院，家庭经济来源几乎全依赖曾某。家属经人介绍，决定求助于北京冠领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，律所指派律师沈宏梅担任曾某的辩护人。律师接案后迅速梳理材料，初步判断本案存在关键事实争议，决定以“行为合法性”和“缺乏犯罪构成要件”为核心展开辩护。

律师在大致了解案情后指出，根据《刑法》第274条的规定，构成敲诈勒索罪需同时满足三个要件：一是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二是采取威胁、要挟或恐吓手段，三是被害人因恐惧心理被迫交付财物。学术理论进一步强调，认定本罪需严格区分“正当维权”与“非法勒索”的界限：若行为人主张权利的基础合法（如举报违法经营），即便在协商中接受赔偿，亦不必然构成犯罪。

本案中，曾某举报麻将馆无证经营、使用作弊工具，属于合法行使公民监督权。罗某因自身违法行为面临行政处罚风险，主动委托中间人协商赔偿，本质是为平息事态而非遭受胁迫。律师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例指出，此类案件中，若赔偿系双方平等协商且无证据证明存在威胁行为，则难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。此外，曾某在协商初期曾拒绝赔偿，后因中间人系长辈关系才接受调解，进一步佐证其主观上缺乏犯罪故意。

律师在接案次日赶赴看守所会见曾某，通过细致地询问逐渐还原案件细节。曾某表示，在他进行举报之后，罗某通过中间人丁某主动提出给予1万元的赔偿。曾某起初坚决拒绝，后经丁某多次劝说才同意接受9000元。律师意识到这一情节对于案件定性至关重要，如果曾某确有勒索故意，理应采取持续施压手段，而非被动接受调解。随后，律师调取麻将馆无证经营证据、曾某报警记录及微信转账记录，形成完整证据链。

然而，与办案机关初次沟通时，侦查人员认为“接受赔偿即默认存在非法目的”，坚持立案具有合理性。面对阻力，律师并未退缩，一方面提交法律意见书系统论证无罪观点，另一方面指导家属积极与罗某沟通退赔，最终取得罗某亲笔签署的谅解书。同时，律师将曾某父亲的重症病历、子女出生证明等十余份家庭困难证据分类整理，附于取保申请书中。在两次补充沟通中，律师援引最高检“少捕慎诉慎押”政策，结合类案检索报告，指出类似情节案件普遍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。经过半个月的拉锯式沟通，办案机关逐渐认同律师观点，启动取保候审审查程序。

2024年8月，经公安机关全面审查，认定曾某不符合羁押必要性条件，决定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。曾某归家后，主动配合后续侦查工作，其家属对律师的专业努力深表感激。本案的阶段性成果，既彰显了法律对公民正当维权行为的保护，也为厘清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提供了实践参考。

撰稿人：李晓雯

审稿人：段光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