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2月，在广东东莞务工的刘某注册成为“大发娱乐”（化名）赌博网站的代理，他采用发送邀请码的方式发展了17名下线会员，累计接收赌资达834万元，个人从中获利1.2万元。2023年5月，东莞警方在侦查过程中发现刘某涉案，随后于揭阳市某县将其抓获。同年7月，案件移送至揭阳市某县检察院。刘某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且“情节严重”，被羁押于揭阳市看守所，面临五年以上刑期的重刑风险。

“律师，救救他！他这辈子不能就这么毁了！”刘某的妻子颤抖着拨通了冠领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的电话。在得知丈夫因“赌资超800万”可能被判五年以上后，她几近崩溃。律所迅速指派律师丁娜、唐仲伟代理本案。此前，家属咨询过的多名律师均认为“情节严重”这一指控难以突破。但冠领律师在初步研判案卷后，敏锐发现涉案金额计算存在重大疑问：“赌资是下线投注总额，可刘某的实际获利仅占万分之一，这真的符合‘情节严重’标准吗？”次日，律师便紧急赶赴揭阳市，一场关乎自由与命运的辩护就此展开。

律师在了解基本案情后指出，根据《刑法》第303条规定，对于开设赌场罪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，核心在于行为人对赌场运营的实际控制力及其社会危害性。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明确，赌资累计30万元以上或者参赌人数120人以上即可认定为“情节严重”，不过需要综合考量行为人地位、获利情况等要素。

本案中，刘某虽名下赌资高达834万，但存在两个争议点：其一，代理是否等同于“开设”赌场？学界通说认为，“开设”需具备对赌场的实质管理，而代理仅属于一种推广行为；其二，赌资计算是否应扣除重复投注？部分学者主张采用“净输赢额”而非流水总额，以避免量刑畸重。律师据此提出三重抗辩：刘某未参与网站运营、未设定规则、未控制资金流转，本质系“次级参与者”；其所获得的1.2万元佣金与834万流水形成巨大反差，显然属于“情节显著轻微”；且其17名下线中有多人系自主参赌，与刘某的推广无直接因果关系。

接手案件后，律师首次会见时便遭遇难题。刘某坚称自己“只发过几条邀请链接”，对涉案金额毫不知情。律师立即调取全案电子数据，逐条核对17个下线账号的投注记录，最后发现关键漏洞有一个账号被重复计入刘某名下，导致赌资虚增9万元；更有一名下线吴某独立发展6名赌客，其322万元投注与刘某毫无关联。律师连夜制作23页数据对比表，并邀请电子数据鉴定专家出具意见书，直指“赌资计算存在系统性误差”。

然而，在初次提交证据时，公诉人质疑律师“混淆投注层级”，并强调“下线赌资均应归属上线代理”。面对僵局，律师另辟蹊径，通过调取“大发娱乐”后台规则证实：网站佣金仅按直接下线投注的1%结算，间接推广无分成，故吴某发展的二级赌客与刘某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。此外，律师还协调家属火速退赔全部违法所得，并促成刘某在庭审中诚恳悔罪。最终，在长达五小时的庭审交锋中，合议庭采纳了“剔除虚增赌资”“限缩直接责任范围”等核心观点，将量刑基准从五年降至二年。

经过冠领律师精准的法律论证与锲而不舍的证据攻坚，2024年初，揭阳市某县法院依法作出判决：刘某构成开设赌场罪，但系从犯且全额退赃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。

撰稿人：李晓雯

审稿人：段光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