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4年7月底，万某因接受朋友委托，协助提取一笔“交易款项”现金，被广州市公安局某区分局以涉嫌诈骗罪为由采取刑事拘留措施。公安机关认为，万某参与的资金流转环节涉嫌共同犯罪，但其在转移过程中未实际获利，案件性质存在争议。

万某被拘留次日，其家属通过多方咨询，迅速联系到北京冠领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，律所指派律师沈宏梅担任万某的辩护人。家属焦急万分，反复强调万某素来遵纪守法，此次涉案可能存在重大误解。律师接案后意识到案件定性与证据链条存在关键漏洞，当即决定启动紧急法律程序。

律师初步了解案情后指出，根据我国《刑法》第266条的规定，诈骗罪须同时满足“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”的客观行为与“非法占有目的”的主观故意。学术理论中，主客观相统一是定罪核心，若行为人既无非法占有意图，亦未直接实施欺骗行为，则难以定罪。

本案中，万某仅按照朋友指示代为取款，全程未接触交易双方，更未虚构身份或事由骗取财物。即便涉案资金涉嫌违法，从案件性质来看，万某更可能构成《刑法》第312条所规定的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但该罪要求行为人“明知”财物系犯罪所得。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明确规定，“明知”需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、接触过程等进行综合判定。万某朋友仅以“被限制高消费”为由请求协助，并未透露资金性质，万某作为非金融从业人员，难以预见款项涉嫌犯罪。因此，无论是诈骗罪还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万某均缺乏构成要件的主观要素，依法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
冠领律师随即前往广州市看守所会见万某。首次会见中，万某反复强调“只是帮忙”“朋友说这钱合法”，但对交易细节语焉不详。律师意识到，万某的陈述与案卷中“跟随陌生人取款”的关键情节存在矛盾。律师随即调取万某的通话记录、行程轨迹等客观证据，发现万某确系被动参与。万某的朋友事先安排机票、接应人员及取款地点，其仅充当“跑腿”角色。

此时，案件已进入检察院审查批捕阶段。检察机关初期认为，万某多次往返涉案地点，存在“高度配合嫌疑”。为扭转这个观点，律师向检察院提交法律意见书，详细论证万某“无主观明知”“无实行行为”两大核心问题，并援引最高检“少捕慎诉慎押”政策，强调万某作为初犯、偶犯、未获利从犯，羁押必要性存在不足。

其间，检察官提出“若资金确属诈骗所得，协助转移即构成共犯”的理由，律师立即补充提交万某的退伍军人荣誉证书、党员证明及单位品行证明，佐证其无犯罪动机，同时引用类案判例，证明类似情节案件中“不知情协助者”均未被批捕。经过多轮书面沟通与一次当面听证，检察机关最终认可律师提出的“证据链断裂”“社会危险性低”等观点。

2024年8月中旬，广州市某区检察院依法对万某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。当日，万某在家人陪同下办理取保候审手续，返回家中等待后续侦查。这一结果既体现了司法机关对“主客观相一致”原则的坚守，亦彰显了“宽严相济”刑事政策的人性化导向。

撰稿人：李晓雯

审稿人：张冠彬